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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位院士专家建议中国核电理性重启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0:39:26 阅读: 来源:铝硝酸罐厂家

多位院士专家建议中国核电理性重启

作者:张巧玲 肖洁 来源: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:2012-6-7 9:00: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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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位院士专家建议中国核电理性重启

■本报记者 张巧玲 肖洁

“人类无法弃核,发展核能既是战略必争,又是百年大计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6月5日举行的第13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提出这一观点后,立即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赞同。

就在前不久,《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》(下称“规划”)与《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》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原则通过。

这对我国核电发展来说是个重大利好消息。不过,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指出,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应被深入研究和吸取,核电的安全水平应进一步提升。核电的再发展将更趋理性。

重启成必然

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,关于核安全的争论和质疑持续不断,德国、瑞士等国甚至宣布弃核。中国也于事故之后启动了核设施的全面检查,并暂停审批核项目。

不过,在对核电安全性进行重新评估之后,多国的调查结果皆显示,福岛事故这样的事件不可能再次发生,因而,最终确认可以继续发展核电。

“目前世界核能发展的基本格局仍是稳定的。”杜祥琬说,“裂变核电站可以保证安全,核裂变能是可驾驭、可控制的。”

杜祥琬介绍,截至2010年底,全球共有441座运行的核裂变反应堆,总装机容量3.75亿千瓦,年发电量占全球电力的15%。

而我国目前已运行的核电机组为15台,装机容量1257万千瓦,至今保持着良好的安全记录。我国核电站具备对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能力。

前些时候,杜祥琬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办的“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”上也曾经表示,核电在战略上具有竞争力,根本原因在于它有不可替代的优点:其一,具有高能量密度;其二,输出功率稳定高效;其三,具有清洁、低碳、环境友好的特性。

“核事故是可分析、可认识的,而且每次核事故都带来了核安全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,驯服核能必然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总结、提高、改进的过程。”杜祥琬在该论坛上指出,“人类既然认识到核能的巨大潜力和价值,就不可能把它锁在抽屉里,关在笼子里。”

“福岛事故改变不了‘核能是安全、环境友好能源’的基本结论。”潘自强也如是表示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认为,我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不足2%,只有以一定比例和规模发展才能满足未来能源发展和减排的需要。在加强管理和提高技术的基础上,每年装备5~6台核电机组是完全可能的。

发展应趋理性

新一轮核电发展显然已势不可挡,不过院士专家们都强调发展必须理性。

潘自强在谈及福岛事故的主要原因时介绍,极端外部事件不够保守,应对外部事件的工程抢险措施不够,对极端自燃事故考虑不足,场内应急相对薄弱,防治放射性废水产生和处理废水的设施缺乏,监管机构独立性不够,安全责任不够明确等,是福岛事故酿成恶果的根源所在。

“核电要可持续发展,必须消除放射性大规模释放,同时加强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,减小公众后顾之忧。”潘自强认为。

据悉,目前我国在建核电站26台机组,装机2884万千瓦。而已批准尚未开工的还有5台机组,装机422万千瓦,计划拟建16台机组,总容量1850千瓦。

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认为,“新建核电站要实行国际上最严格的核安全标准,并增强预防和缓解核安全事故的能力”。

例如,我国新建核电站应提高应对长时间全场断电的能力、完善安全壳内氢气措施,提升应对超设计基准外部灾害的能力,以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我国核电站的安全水平。

此外,何建坤还建议,应建立完善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标准体系,设立实体化、独立的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,建立专业化核事故应急救援队伍。

中核集团地质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驹则指出,发展核能还亟须做好高水平放射性废物(简称高放废物)的安全处置工作。

王驹介绍,目前,如何选择符合条件的场址,如何设计建造、运行、关闭处置库,如何评价在1万年至百万年尺度下处置系统的安全性能,如何使公众相信高放废物能够被安全处置,依然是核能发展面临的工程技术难题和社会学难题。

杜祥琬则在前述“中国科学和人文论坛”上总结了我国核电发展面临的挑战:“基础研究比较薄弱,技术储备不足,很多装置都是引进的,现在仍在努力国产化过程中。而且,我国对核电长远发展目标和路线图的论证还不够深入,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发展还没有协调配套,核能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体制还有待改进完善。”

他直言中国未来的核能规模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,因此,“必须建立在最先进而又可靠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”。

“我国在坚定发展核能的同时,需要强化风险意识,努力夯实各方面的基础,有一个百年大计、稳扎稳打的心态和安排。”杜祥琬说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 (2012-06-07 A1 要闻)作者:张巧玲肖洁来源:中国科学报 ■本报记者张巧玲肖洁 “人类无法弃核,发展核能既是战略必争,又是百年大计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6月5日举行的第13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提出这一观点后,立即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赞同。 就在前不久,《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》(下称“规划”)与《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》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原则通过。 这对我国核电发展来说是个重大利好消息。不过,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指出,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应被深入研究和吸取,核电的安全水平应进一步提升。核电的再发展将更趋理性。 重启成必然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,关于核安全的争论和质疑持续不断,德国、瑞士等国甚至宣布弃核。中国也于事故之后启动了核设施的全面检查,并暂停审批核项目。 不过,在对核电安全性进行重新评估之后,多国的调查结果皆显示,福岛事故这样的事件不可能再次发生,因而,最终确认可以继续发展核电。 “目前世界核能发展的基本格局仍是稳定的。”杜祥琬说,“裂变核电站可以保证安全,核裂变能是可驾驭、可控制的。” 杜祥琬介绍,截至2010年底,全球共有441座运行的核裂变反应堆,总装机容量3.75亿千瓦,年发电量占全球电力的15%。 而我国目前已运行的核电机组为15台,装机容量1257万千瓦,至今保持着良好的安全记录。我国核电站具备对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能力。 前些时候,杜祥琬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办的“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”上也曾经表示,核电在战略上具有竞争力,根本原因在于它有不可替代的优点:其一,具有高能量密度;其二,输出功率稳定高效;其三,具有清洁、低碳、环境友好的特性。 “核事故是可分析、可认识的,而且每次核事故都带来了核安全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,驯服核能必然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总结、提高、改进的过程。”杜祥琬在该论坛上指出,“人类既然认识到核能的巨大潜力和价值,就不可能把它锁在抽屉里,关在笼子里。” “福岛事故改变不了‘核能是安全、环境友好能源’的基本结论。”潘自强也如是表示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认为,我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不足2%,只有以一定比例和规模发展才能满足未来能源发展和减排的需要。在加强管理和提高技术的基础上,每年装备5~6台核电机组是完全可能的。 发展应趋理性 新一轮核电发展显然已势不可挡,不过院士专家们都强调发展必须理性。 潘自强在谈及福岛事故的主要原因时介绍,极端外部事件不够保守,应对外部事件的工程抢险措施不够,对极端自燃事故考虑不足,场内应急相对薄弱,防治放射性废水产生和处理废水的设施缺乏,监管机构独立性不够,安全责任不够明确等,是福岛事故酿成恶果的根源所在。 “核电要可持续发展,必须消除放射性大规模释放,同时加强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,减小公众后顾之忧。”潘自强认为。 据悉,目前我国在建核电站26台机组,装机2884万千瓦。而已批准尚未开工的还有5台机组,装机422万千瓦,计划拟建16台机组,总容量1850千瓦。 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认为,“新建核电站要实行国际上最严格的核安全标准,并增强预防和缓解核安全事故的能力”。 例如,我国新建核电站应提高应对长时间全场断电的能力、完善安全壳内氢气措施,提升应对超设计基准外部灾害的能力,以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我国核电站的安全水平。 此外,何建坤还建议,应建立完善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标准体系,设立实体化、独立的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,建立专业化核事故应急救援队伍。 中核集团地质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驹则指出,发展核能还亟须做好高水平放射性废物(简称高放废物)的安全处置工作。 王驹介绍,目前,如何选择符合条件的场址,如何设计建造、运行、关闭处置库,如何评价在1万年至百万年尺度下处置系统的安全性能,如何使公众相信高放废物能够被安全处置,依然是核能发展面临的工程技术难题和社会学难题。 杜祥琬则在前述“中国科学和人文论坛”上总结了我国核电发展面临的挑战:“基础研究比较薄弱,技术储备不足,很多装置都是引进的,现在仍在努力国产化过程中。而且,我国对核电长远发展目标和路线图的论证还不够深入,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发展还没有协调配套,核能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体制还有待改进完善。” 他直言中国未来的核能规模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,因此,“必须建立在最先进而又可靠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”。 “我国在坚定发展核能的同时,需要强化风险意识,努力夯实各方面的基础,有一个百年大计、稳扎稳打的心态和安排。”杜祥琬说。 《中国科学报》(2012-06-07A1要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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